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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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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经济全球化总是在曲折中深入发展。尽管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效应均是利弊兼而有之,但前者无疑是最大的赢家,而后者则面临更大的挑战和风险。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出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不合时宜和全球化管理方式存在问题,国际社会需积极应对,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方案,以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全球化依然是新时代的重大经济、政治问题。近些年,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效应的关注和反思增加。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资源、环境压力在增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未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传统产业也受到较大冲击,内部利益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特别是近年来全球化对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负面影响凸现,一些西方政客以此否定全球化对西方国家带来的利益;一些学者声称全球化已过巅峰期,正走下坡路;一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学者也开始质疑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比较优势原理。目前,全球化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十字路口,未来世界经济究竟是朝着更加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还是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这值得思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

  一、历史与现状

  世界发展史显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曲折、持续发展的过程。据美联储和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发表的报告,近两千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浪潮出现在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由于交通网络的建立和共同语言、法律、货币等的出现,英国与中东地区之间的贸易获得了大发展。第二波浪潮发生在16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拓了海上通道,推进了欧、美、东亚地区的贸易。随着这些地区的贸易后被英国、荷兰的贸易公司所控制,欧洲国家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受挫,全球化发展一度陷入停顿状态。第三波浪潮出现在 1815年一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扩张,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通讯成本。比较优势理论问世并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而是双赢的理念。科技发达和资本丰厚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中心,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已成为其外围。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的劳动力从“中心”流向“外围”,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外围”流向“中心”,形成了互补互利的交换格局。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时间里,各国政府对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实施开放政策。但由于来自“外围”地区的廉价谷物进口使“中心”地区的地主收入面临下降压力,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不少欧美国家相继提高关税。后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相继发生,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低潮并出现倒退。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四波全球化浪潮发展具有新的特点。

  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世界贸易迅速增长。按2000年美元计算,世界出口额从20世纪60年代初1万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约5.5%,高于同期世界CDP增长率(约3.1%);同时,世界投资大幅度扩大。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10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9160亿美元。目前,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全球 GDP的25%,FDI占全球CDP的21%,而1913年仅分别为8%和5%。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规模空前扩大。

  其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了“中心”与“外围”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购买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19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据联合国报告,2006年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达7630亿美元,这种资金倒流现象已持续了几十年。

  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水平,高新科技开发和应用,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生产流程转移海外,也将服务业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经营成本。服务外包使可交换的服务范围迅速扩大,从而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据统计,世界服务出口额从1984年的3578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2009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额从541亿美元增至3953亿美元。

  第四,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过去国际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少数领域,而现在投资者把投资范围扩散至众多部门的债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提高金融开放度,西方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全球经营规模,有助于新兴经济体金融部门发展,但也带来较大风险。

  第五,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近20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和前东欧国家与世界市场联系增加,全球有效劳动力(经出口加权计算的劳动力)扩大了3倍。发达国家通过进口最终产品、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来移民等,利用这些不断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报酬。

 

  二、动力与阻力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政府开放政策及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三大动力。

  第一,科技进步导致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航运、水运技术的改进及通讯、电脑、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降低了运输、通讯成本,而且改进了全球供应链条的管理,加快货物、资本、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

  第二,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政策。二战结束前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经贸规则,为全球化深入发展奠定了机制基础。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的持续进展,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多轮谈判取得了成果,较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增至15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降到目前近10%的水平。

  第三,人口众多的东亚、南亚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战后历史表明,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较高素质劳动力是一些亚洲经济体通往繁荣的重要路径。专家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走过这一道路;如今中国、印度等规模宏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正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印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转型,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的发展范例。

  然而,经济全球化发展也遇到不少阻力,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迅速流动,但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制于一国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内政治意向。全球化发展需要国家政府支持,而政府决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缺乏民众支持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贸易政策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西方国家社会和政界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声音在增加,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美、欧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的分歧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与此同时,美国却热衷于双边及次区域自由贸易谈判。目前,世界范围已达成的双边和区域自贸协议多达数百项。三是经济全球化的近期结果与长期效益的矛盾。从理论上看,经济全球化将惠及所有国家和群体,但眼下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和群体并未或甚少获益,他们对全球化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态度。

  总之,经济全球化这一列车仍将不停顿地前进,因为其动力仍大于阻力。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从战争、大萧条、疾病恐慌、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及能源危机等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在可见的未来,第四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仍不会重蹈上一波全球化浪潮倒退的覆辙。

  三、前景与趋势

  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全球化将持续的前景得到了一些重要国际经济机构的认可。

  去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情报部和美国思科公司发表“展望2020年经济、产业和公司趋势”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未来15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将可能出现四种前景(见表格1),其中出现“有管理的全球化”的几率达65%,而出现停滞、倒退和无限制发展的几率分别为10%、5%和10%。在“有管理的全球化”情况下,世界开放程度和速度不一定高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去年底,世界银行在《2007年全球经济展望:驾驭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报告,预测未来25年经济全球化将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全球贸易扩张、金融市场一体化、技术扩散效应增强和国际移民持续进行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未来25年全球化进程很可能将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尽管降低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壁垒仍困难重重,贸易保护主义还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现,但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仍十分强劲。据估计,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将从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7万亿美元,出口占世界GDP比重将从2596提高到34%。

  其次,在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可望长期保持较强增长势头,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将从世界经济的外围走向中心,逐步成长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未来25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将达3%,高于过去25年的增长率。按2001年美元计算,世界GDP将从2005年35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 75万亿美元,其中.增长的近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GDP将从2005年的8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4.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将从23%提高到33%。

  第三,在全球化增加总体收入的同时,收入分配将可能更不平衡,世界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未来25年,世界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国家面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全球赤贫人口(每日消费低于1美元)分布将出现重大变化:东亚和南亚所占比重显著下降,而非洲和拉美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第四,随着发展中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未来“全球中产阶级”的人口数量和构成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各国社会和全球市场可能产生深刻影响。据估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的人数将从2005年的4亿增至12亿。

  第五,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将对日益一体化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压力的同时,也创造新的机遇,从而改变未来全球就业结构。

  第六,环境风险将明显增大,从而损害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成果。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将带动能源消费急剧上升,相应加剧全球气候变化。据估计,如不采取新技术抑制排放,到2030年,每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加50%。另外,跨国人员流动和物流的增加,带动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不断增加食品需求等,也将加大对海洋资源开发的压力

四、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对世界经济、各国经济社会都产生双重综合性影响。

  从正面看,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减贫。据世界银行估计,1980年以来,世界人均收入增长近100%;1990年以来,世界约4.5亿人口摆脱赤贫状态。

  其次,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出口大量增加,生产率提高和投入成本降低,导致劳动力消费物价下降、生产增长和工人报酬提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报告,过去25年里,进口品价格下降使发达国家实际GDP和劳动报酬平均提高了6%。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按2003年美元计算,全球化使美国每年6DP平均增加1万亿美元,人均收入增加2800—5000美元。国际贸易对美经济增长作用增大。美进口占GDP比例从1970年的 12%提高到2005年的.24%。近十多年来,出口对美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5%,支持着美国内1200万个就业岗位;外国直接投资每年为美提供约 600万个就业机会。相反,近几年来,美国会日益蔓延的排外情绪已经使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减少,从而使美国丧失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西方跨国公司从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投资经营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许多中小公司也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芬兰诺基亚公司得益于全球化,从一个乡村小型公司发展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动电话制造商。

  再次,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等,从而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 2000年的3.3%提高到2006年的7.3%,其中东亚和南亚地区持续快速增长,同期年均增长率分别从8%、5.4%提高到9.5%、8.6%。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国资金不断增多。世界银行《2007年全球发展金融》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FDI净流入额从1998年的1700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3247亿美元;同期,汇款流入额从727亿美元增至19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同年官方援助额的3倍。不少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提升产业水平,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成为世界重要技术产品出口国。目前发展中国家已有40家跨国公司跨入全球跨国公司500强的行列,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设厂。韩国上世纪60年代曾是个穷国,参与全球化使它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目前已进入工业发达国家(0ECD)行列。

  从负面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全球化的严重挑战。第一,发达国家部分企业和工人受到外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竞争的冲击。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陷入困境,失业增加,工人工资下降压力增大。近几年来,美总体失业率下降,但制造业失业状况改进不大,美企业主及高级主管收入大幅增长,而非管理员工工薪增长几乎停滞,这一定程度上与美企业向海外转移产业流程和大量进口外国产品相关。由于服务业离岸外包,发达国家白领工人工作及其工资水平也受到一定影响。据估计,美国外包服务工作岗位将从2004年的54万个增至2015年的340万个;2004 年一2009年间,发达国家将把200万个金融服务岗位外包到低工资国家。但不应夸大外包对发达国家就业的影响。美学者研究显示,在当前美、欧失业队伍中,只有4%—5%与离岸外包活动的裁员相关。

  第二,发展中国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参与全球化能力较弱、自然资源缺乏的低收入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等的“挤压”,不少国家债务负担加重,与富国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内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其二,新兴市场经济体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发达国家的经贸摩擦增多,经济增长和国内金融市场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着金融危机的现实和潜在风险。其三,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发达国家政府可通过较完备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等机制缓解全球化对其民众的冲击;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或健全此类社会保障机制,缺乏规避风险和缓冲压力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很小,无力改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第三,全球化在世界范围造成的受益不均问题更加突出。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金融企业主、高级管理人员等是全球化的赢家,但部分中产阶级,如美国中西部传统产业密集的业主和工人没有或很少分享到全球化的好处。全球化不仅使发达国家原有的贫富差距拉大,还使不少中产阶级沦为新的贫困阶层。在发展中国家,能适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亚洲中低收入国家已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获益,低工资、科技传播及进入全球市.场等因素使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增长。但拉美、东欧地区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分得的“馅饼”不断缩小,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数国家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全球化使许多国家贫困加剧,世界贫富鸿沟继续扩大。非洲赤贫人口的比率从1981年的41.6%提高到21世纪初的47%。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许多问题并非都是全球化自身的问题,症结在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不合时宜,全球化管理方式存在问题。第一,全球化进程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控制,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其财政基础,缩小其政策抉择范围。第二,支配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不公平,其总体设计向发达国家倾斜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世贸组织等国际体系本应以主权国平等、自由让步为基础,但实际上仅向具有贸易、金融实力的西方强国提供角逐的平台。第三,全球化使西方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物质价值高于其他价值,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了环境问题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第四,对全球化进程缺乏有效管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权,并危害其民主进程。第五,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发达国家缺乏有效的调整机制,而发展中国家则缺乏有效的缓冲机制。第六,全球化进程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美式自由市场模式趋于失灵,给拉美、东欧等国家带来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第七,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发展不同步,一些西方政客的短视言行又加剧了两者的不平衡,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加大协调的力度,但当今世界却缺少能够进行高效、民主协调的机制。

  五、路径与对策

  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际社会“拯救全球化”的呼声日高。如何应对全球化进程中各种问题和挑战,让各国、各阶层、各群体更广泛和更公平地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并更有效地规避全球化的风险,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不少国际知名智库、专家、学者在积极探索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持续发展的路径。他们大都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协调合作,从全球范围、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进行谋划,制定出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方案。

  (一)发展中国家应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可供选择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突出市场主导作用的“华盛顿共识”;二是强调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 “综合发展理念”。西方在拉美国家等推行“华盛顿共识”效果不彰,原因是过于强化市场的作用而淡化政府的作用,大力倡导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忽视社会公平性。“综合发展理念”在东亚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发展理念”主张市场、政府、社区和个人协调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受到推崇和借鉴,一些西方专家也承认,“北京共识”比“华盛顿共识”更适合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

  (二)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同时,加强公平贸易。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贸易自由化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许多国际贸易协议不公平,没有充分考虑穷国的处境,没有真正促进穷国经济增长。世贸组织应创立反映公平、社会公正和效率相结合的原则、法律框架,实施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助于保证多数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益,确保各国更公平合理地分享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成本。发达国家应增加对最穷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准入,使这些资源贫乏的国家有能力进入全球制成品市场。另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制定确保社会最底层工资增长的措施。只有在这些改革举措到位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才会使多数国家、群体、个人受惠。

  (三)改革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在全球化条件下,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带来了不少问题。一是垄断和不公平。二是压制了创新和经济效率。三是知识产权和专利压制了知识传播和应用,延缓了在创新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研发活动。因此,应建立公平的知识产权体制,全面考虑对经济竞争力和创新水平的影响,实现垄断成本和创新收益间的平衡,激励创新和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此外,知识产权体制还应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特点,照顾其特殊利益。

  (四)促进资源合理和有效使用。资源丰富本应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但长期以来却成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之一。究其原因,一是经济上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二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资源容易被西方垄断集团或国内少数利益集团控制;三是资源行业的繁荣容易“挤压” 其他行业的发展,导致其他行业萧条。另外,西方国家在开采资源方面追求短期利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国际社会应制定行动计划,积极参与采掘业透明度协议,健全产品认证制度,保护合法生产资源物品,切断非法生产的资源物品销售市场,开采自然资源应控制环境污染。

  (五)共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全球环境问题对世界各国的不利影响日益显著。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至今仍不加入《京都议定书》,抑制了全球气体减排进程。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等国家应尽快加入《京都议定书》,建立公平的体制来制订减排目标,确定实施共同减排的方式和议程,并寻求低成本的路径来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鉴于《京都议定书》对解决全球减排有局限性,需要建立替代机制,也可考虑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

  (六)促使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积极作用。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投资和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少利益,并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不择手段地追求高额利润的做法,包括出现腐败及环境污染等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所在国利益。为了减少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使其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应通过激励机制加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全球竞争法约束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和垄断行为;改进公司治理,兼顾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完善相关国际法规,加强对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监管,限制腐败现象。

  (七)切实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沉重的外债负担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国际减贫事业的进展。在解决债务危机时,应遵循不附加损害主权国利益的条件等原则,采取债务重组、适当减免债务及制定国际破产法等举措,确实减轻外债负担。同时,债务国也需在借债方面采取慎重态度,妥善使用和管理外债。

  (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特别是出现资金从穷国流向富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极为不利。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大量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很低,加之在交易过程中还要向银行支付交易费,其投资回报极低,无法支付国内有巨大资金需求的项目。如考虑美元贬值因素,发展中国家蒙受更大的损失。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革现行国际储备体系,使其对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融资,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全球公正性的承诺,并支持全球减贫事业。

  (九)改革全球治理制度。现行全球治理制度已无法有效管理全球化问题,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存在着单边主义倾向,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出现“民主赤字 ”,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要让全球化的好处得到更广泛和公平的分享,须从政治层面进行改革。改革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加强国际机构自身的治理,增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决策权,加强国际法规的实施,通过签订全球社会发展协议等,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改进IMF等金融机构的治理和监管功能,强化其作为最终贷款者作用。有的专家还建议,应加强八国集团的作用,扩大成员规模,并使之成为全球性问题谈判和决策的新平台。

  (十)发达国家应改进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相关政策和机制。主要通过国内经济增长、加强教育和培训等措施,帮助失业者寻找出路,而不应将责任“外包”给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应助长.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不应以贸易保护主义阻挡外国竞争。尽可能扩大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中获得的好处,同时解决这些不断产生的变化对分配的影响。采取有效政策举措,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扩大获得教育和培训机会,促进工人从衰落部门转向扩张部门,并确保社会安全网在调整期间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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